時人倪貽德在其「藝苑交遊記」一書中曾喻丁氏為「藝術界上新飛來的一隻燕子」，對他的「回返到復古的傾向」而「潑墨揮毫，畫起水墨文人畫」的行徑表示並不樂觀。但事實證明他西畫的薰陶與個人對中國藝術的認識，已使他在中國繪畫的承先啟後上開闢了新的途徑。

丈八長的宣紙平鋪長桌上。一揮毫，荷葉墨氣淋漓從水中脫出，一筆下去廼勁有力的荷莖支撐著荷葉，點上數點洋紅；加上旋風式的捲石，石上立著情深款款的鴛鴦，整張荷池鴛鴦戲水圖生動活潑，作者題上：鴛鴦江上有鴛鴦，雙雙攜手上河樑，心心相印人皆羨，更比神仙日月長。

紅花墨葉的配合形成花與葉的對比，傳達出對象的神，也表達畫家的情。丁衍鏞的作品中，所謂傳神是傳達文人畫的精神；而所謂感情，是抒發民間藝術的感情。文人繪畫是表現精神的手法，而民間藝術則是藝術感情的本質；兩者在繪畫中得到統一的和諧。寥寥數筆的柳條，表達出柔情萬縷；神遊中的仙鶴、鳶飛魚躍、芭蕉青蛙、水仙蚱蜢，構圖極盡變化，處處表現出文人畫的簡潔清逸，也存含民間藝術的平易純樸。

向來文人畫家視為俗不可耐的民間藝術的美，已逐漸被發掘出來。馬諦斯、畢卡索都曾經從東方藝術取得靈感，從唐宋瓷器、琺瑯織錦、刺繡漆器的色彩以及書法線條，產生清新強烈的色彩；莫迪里亞尼的身軀表達出一種神韻。生活在極度工業社會裏的人羣，已日漸嚮往毫無虛飾的民間表現；那種親切可愛、能聞到鄉土氣息、能觸及童年的藝術已在二十世紀日漸抬頭了。

文人畫與民間藝術的結合大大擴展藝術的內容。不但發掘自我民族性，同時還探討別人的民族性，容納別人的民族特色，這是丁衍鏞從西畫轉入國畫的關鍵。所以在丁衍鏞的繪畫中，可以看到他以畫人體手法入人物畫的貴妃出浴圖，人體曲線，胸部、腰部的肌肉律動近乎馬諦斯的裸體線條，很明顯地看出西方解剖學的訓練。在這個東西文化交流的二十世紀，人們無法不受西方思潮影響；如何將西方文化優點加入中國傳統藝術，使其間融並包，是現代中國畫家的一大課題。丁衍鏞的繪畫中，筆墨意趣筆筆懸腕中鋒，墨色有濃有淡，筆墨上承繼中國傳統繪畫；而他大膽著色，色彩鮮豔絢爛，又反映出時代氣息與個人風格。

當他回轉到中國繪畫時，曾埋首鑽研，不斷觀摩古人作品，深受八大山人、金冬心、石濤的影響；但他雖受此等人影響，目的卻在取各家優點，建立自己的風貌。他的花鳥畫取材很廣，雖是常見的題材，但構圖多樣，墨色淋漓，筆力中拙，有獨特的藝術表現。他的山水畫，布局新穎，筆觸粗豪，簡澤而大膽，氣勢逼人。他的人物畫，京劇小丑與武旦、古代傳記、小說及神畫中人物，則神采飛揚，性情活現紙上，反映出他個人幽默的個性。我們不然認出這是丁衍鏞的畫，他在創作中所表現的民族性、時代性和個性，從理論到實踐，獨樹一幟。

丁衍鏞早年曾在上海與蔡元培等創立中華藝術大學，出任校董兼校董會秘書、教務長、藝術教育系主任等職，為國家培育不少人才。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蔡元培任大學院院長，發起舉辦第一次全國美術展覽會。次年由教育部聘請名家擔任審查及籌備委員，選出徐悲鴻（國立北平藝術專科學校校長）代表華北、林風眠（國立杭州美術專科學校校長）代表華東、劉海粟（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校長）代表上海部份，丁氏則代表新派作家及華南（時為上海中華藝術大學教務長）。同年，廣東市政府聘丁氏回粵，籌備市立美術博物館兼市立美術學校教授。民國三十五年（一九四六）廣東省政府教育廳聘丁氏回粵出任廣東省立藝術專科學校校長。一九四九年丁氏遷居香港，對於藝術教育的熱誠不減當年，創辦新亞藝術系至今以歷二十年。在西畫方面，他有素描基礎，長於人體油畫，對於人體造型、色彩、筆觸、表情無不把握精到，培養青年對美的追求，藝術的表現；也常分析達文西、米蓋朗基羅、塞尚、雷諾瓦、馬諦斯、畢卡索、莫迪里亞尼的畫法，使後學得以啟發進益；更參考中國顧愷之、吳道子、徐渭的畫法，主張以中國的年毫筆作線條入西洋畫，著重講究筆墨用法及意境。丁衍鏞還是有名的收藏家，搜藏不少書畫；在研究中國藝術時，經常以之示學生，對學生的啟迪裨益實大。

近幾年，丁衍鏞應邀在日本、法國舉辦個人展覽會，雖已屆八十高齡，仍孜孜不懈於藝術進境，但願丁衍鏞的藝術生命能繼續光輝燦爛，如他的詩中所說：「白鶴高飛正待時，一飛沖天來嫌遲，他年相許雲中見，悟到禪時便是詩。」向白鶴般翱翔四海，一飛沖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