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他晚年的作品，雄奇有若雄土，秀麗一如西子，特具含蓄；餘香餘韻，是永恆無窮的。」（八大山人與現代藝術），八大山人的偉大，則在於「毅然把中國固有的藝術形式破壞了之後，創造了再適合時代的新造型來，蘊藏無限的生命力，在紙上活躍著。」（丁衍鏞：中國繪畫會及西洋繪畫的發展），而丁氏而言，「富於創造力，著重精神表現，不是現代畫的中心的思想嗎？照這樣看來，奠定了現代藝術精神的基礎，我們中國比西方已早了三百年。」從丁氏這幾段話裡，我們可以體會到他深有所得者，是在於八大山人通配的生命力和創造力，以書法賺客的意趣，熔鑄獨具個性的造型。

正為丁氏在深入現代西方藝術的深奧時，發現了他們「復歸於原始的傾向」，丁公從中國古代的印璽中發掘遠使藝術的童真和稚拙。他收藏的古代印璽數以千計，考釋文字，並細心研究這些原始符號現代藝術的共通之處。他認為古璽可以視為「原始繪畫」：「那種刻劃的線條，始終不懈的力量，蘊藏無盡的內容，八大山人和古印璽是構成丁氏繪畫藝術的兩大泉源。

總結丁氏的創作道路，經歷西方藝術世界，回歸中國傳統，數十年浸淫於中國傳統之中，他並不是傳統的叛逆者，更不抱殘守缺地成為傳統的孤臣孽子。他所吸收的是傳統中的革新精神，以之作為中國現代藝術的起點和基始，身為一個中國現代畫家，他注意到古代印璽的至簡至純至拙的線條，和大膽的誇張變形是現代藝術的精神所在，對於明末四僧的學習也不僅限於其筆墨趣味，而在於他們的個人學養：文學哲學的興味，尤其是耿介不阿的人格和民族意識。

回顧二十世紀的中國畫壇，一個許多使藝術家終生困惑的問題，是徘徊於中與西，新與舊之間無法取捨。從丁公的創作生命之中我們可以獲得一些啟示。對於曾經出入東西藝術的丁公，中西和新舊並沒有矛盾不容的對立。他肯並藝術的時代性，然而具有時代性的藝術決不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可以孤立於傳統之外。他為時代性作的註腳是：建基於吸收傳統精華的變革和創造。他也肯定藝術的民族性，在他的晚年曾經地說：「我既是中國人，自己國家的藝術發展又是輝煌的，我不畫中國畫還畫些什麼呢？」（李洛霞：丁衍鏞訪問記），當然，我們不要誤會這是一種偏狹的民族主義，丁公從不反對吸收國外的長處，而且可能為人忽略的是他晚年仍然創作具有個人意趣和民族風格的油畫。他補充：「學別人的東西，一定要能消化吸收才行，然後返本歸原，找出與自己傳統文化藝術能改進的地方加以適應才好。」（仝前訪問記，大大月報第二十三期）丁公自己的作品，正能雄辯地證明了他所作的實踐。

此外，也是最重要的，就是畫家個性的表現，無論吸收什麼，無論使用什麼工具，真正的繪畫藝術是利用色彩和線條的形象結構來表現畫家個人心中的藝術境界。只要胸中真有境界，也掌握了能得於心而應於手的技巧，則萬類不同皆可收為我用，丁工晚年的作品就能充分證明了他是一位具有個性的中國現代畫家。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香港，我們具備了吸收西方文化的條件，和觀摩傳統藝術的機會，要繼承丁老師的道路，就應學習他善於吸收和勇於創造的精神，更要學習他不卑不屈，直節堂堂的人格。